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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的博客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日志

 
 
关于我

资深编辑,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等。

向继东,资深编辑,湖南溆浦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思想的风景:近代思想史另类阅读》《历史深处有暗角》等。主编有“新史学丛书”、“回望文丛”、“亲历历史”、“名家精品年选系列”及《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公民的眼光》、《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中国杂文精选》等多种。曾任《随笔》特邀副主编。联系方式:xjd53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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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怀化日报》记者陈甘乐问  

2010-12-28 15:33:52|  分类: 人物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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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乡湖南溆浦,属怀化市管辖。《怀化日报》记者日前来访,说该报有“天南地北怀化人”周刊,专访怀化籍人。他提了几个问题,要我作答,遂从命。】

 

记者:从民办教师到“湖南省十佳编辑”,您走过了哪些自感欣慰的光辉历程?

向继东:(笑)“光辉历程”谈不上,言重了。我好像还没感觉到有什么“光辉”,相反,我觉得干到快退休了,前程依然很灰。我这一辈子,做什么事都想把它竭力做好,要求自己对得起自己。譬如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县教育志编撰、县志编撰、县文史主编,我一直坚守这个为人处事原则。反正,我不管到哪里,都不是调皮蛋;但绝对是个不会巴结领导的人,也不屑于靠巴结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至今,我也没有改变这种习惯,对权力避而远之。为什么?因为权力是最不讲信用的,只讲利益。

说来见笑,差不多40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代课老师,想巴结当时的公社驻队干部,特意让母亲杀了一只鸡请他们吃,我去叫时,某副书记的“反正都是贫下中农,吃就吃吧”,这句话让我至今想来心很凉。我不记得当时那顿饭是怎么吃完的,反正吃完后我再也没找过那位副书记了,正式的民办老师也搁置了很久才当成。1993年元月,我由县政协文史委借调到省政协《湘声报》工作,三年后正式办理调动,也纯属一种偶然,纯属当时的老总认为《湘声报》确实需要我这样一个人做事。要是按现在的“潜规则”办事,我肯定没戏了。2004年我被评上“省十佳编辑”也属意外,记得当时的报社老总要我自己先写份材料,可我迟迟不愿写,觉得是枉费时间——其理由:一是我编的不是新闻版块,不一定适合参评;二是自己常年所编的版面并非主流话语,参评也评不上的。后来评上了,但也绝非我的材料写得如何——其实我只写了1500余字,应该说这与专门研究中国言论史的学者傅国涌先生有关,他写了篇《向继东和《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兼说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副刊》,发在国家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上。他在文中把本人编的版面与当年的《大公报》副刊相提并论。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哪能与《大公报》副刊比?我也没有当年《大公报》的条件和环境,可这篇文章倒帮了我一把,不仅评上了当年的“十佳编辑”,次年还被破格评为主任编辑。回想自己这段经历,有时真的感到很滑稽。

记者:您接手《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之后,是怎样经营、打造中国副刊品牌的?

向继东:不敢当。严格说来,当下报纸是没有多少副刊的——你去阅览室随便翻翻就可以知道。既然没有副刊,又何来“品牌”?上面提到写《湘声报》副刊的文章,也是重在怀念当年《大公报》副刊啊。或许,作者美言本报副刊,也是矮子里挑高子,并非我们做得如何好。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从全国报业界来看,《湘声报》只是一份地方小报,主要报道政协工作,几乎没有可读性。但我充分利用这个副刊,把它编出了一点名声,国内思想文化界的高人大都知道有这个副刊;我也尽量把它办成一个供大家交流的平台。尽管我们稿费标准不高(十多年来,稿费一直是五六十元千字),但我们仍然能团结一批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堪称一流的作者队伍,如李锐、吴江、邵燕祥、葛剑雄、朱正、钟叔河、朱学勤、谢泳、丁东、鄢烈山、党国英、吴思、李银河等,还包括已故的龚育之、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栋、李普、牧惠等。他们经常给本报写稿,确实对我支持很大。

    我现在的工作是每周编一个版、看四个版的终审。我自己编的版面一样要经过二审、三审,假如本期某篇主要文章被老总“审掉”了,或是被删得“惨不忍睹”了,我一定会推倒发稿计划,重新组版。因为我觉得,一个版面就像一桌酒席,要是换下一道菜,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菜肴的搭配。要是偶尔出差几天,我总会提前编好自己的版面才走。我的追求是:不说别人说过的老话,文章力求多少有一点新意。

    记者:听说您编杂文编出了全国影响,且又对历史颇感兴趣,嗜好挖掘历史真相。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向继东:我没有真知灼见。我的经验还是那句话:“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是那些不得不被删去的。”有人说我是杂文家,其实我只是个杂文编辑。我写的不多,但我编的多,每年要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编一本“中国杂文精选”,收文140篇左右,连续四年了,扣除收文重复的作者,至少也收过三四百人的文章吧——而这些人都是杂文写家,当然就被他们记住了,也就是所谓的“影响”吧。还有,《杂文选刊》喜欢摘我编发的文章,几乎每年还要我在该刊上堂而皇之“笔谈杂文”;我自知不够份量,然也厚着脸皮,作专家状。

实话实说,我喜欢杂文,但我更喜欢历史。历史讲史料和史识,比杂文来得有力。我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主编的“新史学丛书”,现在已出版到第三辑,一共出了近20种。这套书虽曰“新史学”,其实并非传统的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涵盖广泛的、不重形式只重内容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何种体裁,只要有点新材料,或是有点新见识,都可纳入。你说的“挖掘历史真相”只是努力而已,因为历史从无真相可言。也许,有些真相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只能在我们不断追求中,让历史一点一点地接近真实。

30多年前,我家乡有个武文俊的案子,不知你知道吗?武文俊原本是一个本分的小学教师,1976年4月因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反革命匿名信”,197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2年案子复查结论是:“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把他挖掘出来,引起国内思想界的关注。他虽只活到40岁,但其思想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以后有时间,我说不定还会写他,以免活着的人忘记他。

记者:在家乡的省会城市工作,乡情对您有哪些触动?您对家乡的眷恋是什么?

向继东:其实乡情对我来说,就是那块熟悉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记得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位主要领导对我写的一篇“内参”很有意见,公开在会上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可事实恰巧相反,欢迎我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乡亲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或寄给我一份份材料,或睁着焦虑而期盼的双眼向我叙述自己的遭遇。我至今很感歉意,有许多该帮而又没能帮得上的事。幸好,乡亲们也能理解我的无奈。

你问我“对家乡的眷恋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对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深爱。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喜怒哀乐,仿佛都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我太多的时候是爱莫能助,但有时候也可以给他们点拨指引,以求得正义的结果——尽管成本很高,然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我来说,乡情还包括对给我血肉之躯的父母的怀念。父亲逝世于十年前,母亲去世也快五年了。随着自己年岁的增大,越发感到对不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这个游子没能多陪陪他们,甚至临终时刻我也不在他们身边。作为儿子,我一直是有负罪感的。为表达愧疚和忏悔,母亲逝世后,我曾流着泪写了《愧对母亲》,而对父亲至今不著一字,总想等事情少了再好好写他,可我偏偏又有做不完的事。我曾和家人开玩笑说过:将来我死了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就把骨灰撒在父母坟墓上。如果要写几个字,就写“您的不孝之子终于回到你们身边了”……

我这么说,也许你会觉得我格调不高,其实这是人最本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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