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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的博客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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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编辑,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等。

向继东,资深编辑,湖南溆浦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思想的风景:近代思想史另类阅读》《历史深处有暗角》等。主编有“新史学丛书”、“回望文丛”、“亲历历史”、“名家精品年选系列”及《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公民的眼光》、《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中国杂文精选》等多种。曾任《随笔》特邀副主编。联系方式:xjd53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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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好  

2010-03-29 21:07:32|  分类: 夜读偶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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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好

                                              ——有感于《辫子、小脚及其它》

                                                     向继东

     读书先读序跋。朱正著《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之一种,以下简称《辫子》)有个五百余字的自序,竟有一半是引来的——“人们对于苦难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要他们对思想怀有同情则非常困难。真的,一般人对究竟什么是思想了解得太少了,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说那种思想是危险的,就等于给那种思想定了罪,其实正是这些思想才具备真正的才智价值。大凡不危险的思想都是根本不配叫做思想的。”这是引自王尔德《评论家也是艺术家》中的一段话。

     朱正自序说:“思想家,我当然算不上。算做思想者,大约还可以。因我对于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读到过的、经受过的,总喜欢想一想。这书里所收的,就是这些‘想一想’的记录。”其思想有无危险?大约并不十分的危险。不然,他的书怎能一本接一本出,且都在国内出?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有人说读朱正的书,始终让人沉重。我补充说,他让人沉重之后,更使人警醒。这正是朱正智慧的一面。《辫子》是他的一本选集,有的篇目我读过,但大部分是第一次结集。如《解读一篇宣言》,它揭开了“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个“对华宣言”的谜底——苏俄政府当时宣布“放弃”、“退还”和“废除”的,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这个宣言实质上是推销“十月革命”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怎样的天火》中,朱正通过对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并不占有何等重要地位的人物张西曼的研究,质疑“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普罗米修斯们”到底窃来了“怎样的天火?”这个质疑自然不敢冒然作答,但能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历史又是零散的片断的组合。二十世纪的人和事,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朱正笔下,都耐人寻味。他写的是过去,想的是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他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了。他受过太多的苦难,当右派,当现行反革命,坐牢,可说是遍体鳞伤,但他不是舔着自己的伤口,而是把眼光放得高远,鸟瞰整个人类的命运。尤其对二十世纪的共运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例如关于托派,他写道,“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本人和托派分子,也都服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也都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年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拥护者所加给他们的种种恶名,并不是事实。”(《辫子》125页)他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个人的人品和才智来说,托洛茨基大约要比斯大林高一些吧。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样,都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了。他们,一个大的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彼此间尽管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两者的共同点却也不少。”(《辫子》126页)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杜威,朱正引来说,“他(指杜威)在关于托洛茨基被断认的罪名的调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好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辫子》126页)现在,暴力革命的结果如何无需多说什么,无论赞同或反对,意义似乎不大。唯有去理性思考,开创未来才是最紧迫的。

     还有,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二十世纪的共运史是不能绕开陈独秀的。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一,但陈独秀的政治遭遇和晚年思想变化,是很值得研究的。朱正对陈独秀的观察是:“在陈独秀晚年,他不但已经同斯大林决裂,也向列宁和托洛茨基道别了。”(《辫子》127页)陈独秀在致郑学稼的信中说:“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转引自《辫子》126—127页)陈独秀的晚景是凄凉的,也许正由于凄凉,才使他提前半个世纪开始了反思,提出要“科学地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埋首忙碌着“革命”和“继续革命”,对客死四川江津的这位老者似乎不屑一顾,即使提起也是把他当作革命“圣旗”下的一个小丑而加以嘲弄和批判。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像侍弄古董一样搬出陈氏,但往往是小心翼翼的。看来,要让陈独秀研究深入下去,也并非轻而易举。

    《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是一篇读书札记。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读了此文致函朱正说:“唐纵日记,听你和金冲及同志谈到过,你的文章引起我一定要找到一本看看。也许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本日记和你的文章。”(1997年3月23日致朱正)“唐纵日记”的整理印本书名叫《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唐纵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在蒋介石侍从室主管情报工作,作过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颇得蒋的宠信,后来去了台湾。其日记是经公安部档案室编辑出版的。读其日记可见,唐纵还算得个有见识的人。当时,面对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盗匪猖獗的局面,面对国民党上下腐败和军警及特务机关的腐败,唐纵希望“消灭危机于无形”,主张“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他和陈布雷等进言,蒋说:“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考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由于蒋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终于现状不能维持了,一败涂地。读着这样的文字,是很难不与此刻我们生存的空间产生联想的。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但我们当今面临的改革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情况有多少异同?我们现在常议论的、思考的问题,又何异于此?深谋远虑是需要的,但顾虑太多是容易丧失机会的。现在有没有人想做“维持会长”?其实“维持会长”也是很难当的。我们可以暂时回避问题和矛盾,但我们不能永远回避矛盾,我们不得不面对同样的政府腐败问题,还有人口与资源、国企改革、社会不公等等问题。

     袁世凯是个复杂的人物。有关袁世凯的书,我也读过一些,但我颇为喜欢朱正的《回头看袁世凯》。朱正说,袁世凯之所以做了皇帝,一是袁拥有军队,二是袁有社会基础——因为那时大家盼着有个“真命天子”,于是他称帝了。可是,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死了!袁死后的大出丧,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是这样描述的:“沿途许多人在军队的行列后面夹道(上)在带着一些敬意的目光中旁观。没有人表现出悲伤的模样,而是表现出默不作声的冷淡。袁氏没有赢得民心,人民认为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专横的人,他同人民打交道就是向他们征税和处他们以死刑。”(转引自《辫子》57页),接着,朱正笔锋一转,写道:“那些站在街头看这出丧大场面的北京的居民,称作旁观者也好吧。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就会看见,只有人民才是这块大地上的永恒的主人,他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过客。像袁世凯,他曾经尽到的,既然只是税吏和刽子手的任务,人民在送走他的时候,居然还在带着一些敬意的沉默中旁观,这真是应该赞颂的宽厚了。”(《辫子》57页)

     记得,我初读此文的准确时间,正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那时真有一种特别滋味在心头,因为这正是一位伟人去世二十周年的忌日。这位伟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但他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灾难,在他死后几年,大批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平反,对活着的,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对死去的,它有什么意义呢?党籍、职级、荣誉等等能够恢复,可生命能够恢复吗?朱正序戴晴作《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中说到几年前罗马教廷公开为三百多年前的伽利略错案平反时写道:“教廷的这一举措,不是为伽利略平反,而是为教廷本身平反……因为伽利略一案,需要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争取挽回名誉的,倒是罗马教廷本身。”(《辫子》122页)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名誉呢?有人说了,伟人的是非总是在百年之后评说,但有的百年之后了,后来者还不能“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这又是谁的不幸呢?

     李大钊是当年的北大教授,中共党史人物,他已为大家所熟知。白坚武何许人呢?知之者恐怕不多。白坚武担任过军阀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一九三七年被以汉奸首领罪处死。朱正的《两个朋友》,(《辫子》93—119页)就写了这两个人物殊途同归的命运。青年时,他们志趣相投,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大钊引来俄国“十月革命”的“天火”,属亲俄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却在俄使馆被捕,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白坚武主观上也是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但他选择日本人做朋友,“做日本人想他做的一切”,结果被冯玉祥处死。朱正说,站在历史的长河里,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两个朋友”都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一个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一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不同的是俄国宣扬的是已为世界范围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而日本宣扬的却是大亚细亚主义。也许“大亚细亚主义”不能算作一种理论,于是李、白二人身后的荣辱自然不同了。这些,虽是旧人旧事,尘埃落空,但经朱正的笔一回味,就意味深长了……

     有人说过: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事,今后还要发生;现在发生的事,过去都发生过。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历史的哲学常读常新。我想,只有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只有正视过去的人才是智慧的。基于此,我主张还是要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因为这也许正是预防和遏制“危险的行动”的一个阀门。                                      

                                         (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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