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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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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资深编辑,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等。

向继东,资深编辑,湖南溆浦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思想的风景:近代思想史另类阅读》《历史深处有暗角》等。主编有“新史学丛书”、“回望文丛”、“亲历历史”、“名家精品年选系列”及《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公民的眼光》、《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中国杂文精选》等多种。曾任《随笔》特邀副主编。联系方式:xjd53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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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与潘旭澜  

2010-04-04 11:12:41|  分类: 其人其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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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出版策划人,为配合“唐浩明作品典藏系列”在广东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特旧作置顶】

                                                         向继东

                                                            一

要研究近代中国,就不得不研究曾国藩。而唐浩明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曾国藩研究专家了。

有人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红颜知已”。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惟有唐浩明知道。我以为,说这话的人是认真读过唐氏文字的,无论是其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还是《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记得十多年前,读到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时,我被怔住了——过去脸谱化的曾国藩竟成了鲜活的人物。后又读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更是服膺他对曾国藩的洞悉。

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20多年前,唐浩明就主持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研读了曾氏的全部文字,对曾氏的功过是非自然了如指掌。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时,杀降很多,是事实,但说曾国藩是“汉奸”,就很值得研究了。

早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军,一是清王朝统治得以维持;二是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得以保存和维系;三是打破了清王朝满族专制的格局,使汉民族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加强了民族的融合,进而导致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出现。难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推崇他。毛泽东1917年给黎锦熙函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 1990年7月湖南出版社,85页)著名史学家钱穆也说:“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钱穆《国史新论》,2001年6月三联版,344页)

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毛红军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由曾氏湘军的《爱民歌》演变而来的。在对敌战略战术上,毛和曾氏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曾氏说,“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毛则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曾氏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毛则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为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有毛的研究者说,毛后来虽然一面倒,肯定太平天国,但在其著作中未见有贬损曾国藩的文字。

那么,是何时开始对曾国藩进行全面讨伐的呢?1930年代从上海大厦大学追寻革命到延安的杨第甫先生说:就在延安时代。据说当时的蒋介石曾以曾国藩自命,说明自己是正统;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太平军一流。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全盘否定曾国藩——这就是延安当年批判曾国藩的背景。在写这篇小文时,我又电话讨教朱正和钟叔河两位文史专家,他们都说,蒋介石是推崇曾国藩的,至于是否以曾国藩自居,未见诸文字。1949年后,对曾的批判沿袭至今。1980年代后,尽管学界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主张实事求是,重评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但一直未为主流话语所接受。

唐浩明是学者,他以自己的胆识,和现行的大中学历史课本唱了一个反调,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正面表现了曾国藩,使曾国藩一下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著名近代史学者袁伟时曾撰文说,《曾国藩》“很可能和《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30页)。《曾国藩》也许不可能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但出版十余年来,已印30多次,印数近百万套,这在当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唐浩明对历史的贡献,似乎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章写到这里,就要说到潘旭澜了。

潘旭澜是研究曾国藩的对手——洪秀全的。潘是上海复旦大学博导,正业是文学研究,但对历史也同样感兴趣,尤其是对太平天国的史料,年轻时便留心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1990年代以来,他开始发表关于太平天国的文史随笔,一篇篇见诸报刊,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让潘先生把此类文章集为《太平杂说》出版,立即在读书界引起轰动。记得此书上市时,一位老教授就极力向我推荐:“此书你一定要读。太平天国是个什么东西,读了你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家影响最大,流布最广。郭廷以曾编撰《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简又文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著述百万言;罗尔纲则咬定是“阶级斗争”,穷年皓首,著《太平天国史》,惶惶四大卷。罗尔纲称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但马克思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不知他是否读过。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545-548页)我没读过罗氏的《太平天国史》,也不知他是如何自圆其说的。

对太平天国正面评价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孙中山。孙当时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孙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褒称太平天国诸将领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太平天国史。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此乃公然号召武装反清。革命党为宣传革命,尽量拔高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但应该补说一句,此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不是一律正面的,直到1949年后才定于一尊。

潘旭澜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是反叛的,自成一家。读过《太平杂说》的人都知道:洪秀全其实是一个科举的怪胎。冯云山是一个造神者,竭力包装这个“怪胎”;以致酿成了后来的太平军。潘旭澜说:“对于太平军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洪秀全用西方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宣扬拜上帝就可以升天国来蛊惑人民,其目的就是建立以自已“为领袖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军事管制和分配,完全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强制推行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

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天京”是怎样的呢?当时有一英国人曾作《中国战争叙述》,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在南京时,我们住在忠王府,每日俱有鸡、鸡蛋等食品之供给,而不收我们的钱。看来他们几乎要废去一切货币之使用,而将全个社会回复到远古的家族制度,于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只均有一个酋长供给,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这办法正是在南京实行的。此处现有王爷十一位,凡人必附属于一王,其名则在该王府注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从该王府领用。现在食料甚少,而衣料则极多,盖有破苏州后所得者。有几次我们以金钱私行赏给为我们抬行李的工人——皆贫乏,困苦,饿到半死的苦力——但虽无头目在场 ,他们均不接受,盖恐一被察觉将受死刑也。城内各店铺均不准开设。惟在城外荒凉曾受兵燹之区间有一二冷淡市场,每日有少少鱼菜出售。”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南京是个什么样子。

看来,太平军溃灭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幸运。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取代了清王朝,那中国的历史就将倒退到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了。

潘旭澜研究太平天国的方法是:以史料为依据,先从其制度入手,然后到人,如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洪大全、萧朝贵等等,说人说事,直面历史,夹以议论,入木三分。唐浩明的曾国藩研究较之有不同,他以历史小说手法,再现历史风云,把曾国藩及其家族将领以及同道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彭玉麟、李鸿章等等,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行文至此,唐浩明和潘旭澜二先生是否相识,尚不得而知。但我想,相识未必曾相逢。他们把一百多年前的生死“对手”搬出来,做着同样的研究,只是一个偏重于感性,一个偏重于理性。他们路径不同,但目的一致,好像开凿一条穿山隧道,一个从南面掘进,一个从北面掘进。如今隧道已经打通,庆典却遥遥无期……

我们常说要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说起来容易,真正去做就不容易了。验验还告诉我们,要颠覆权威话语,马克思说了,也还有“国情不同”等因素;但唐浩明和潘旭澜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写于2003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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